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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程晓农:2012-2017:不“讲政治”的中国权力斗争

March 17, 2017

官场有权力斗争,这是官场政治的天然组成部分,人所共知。中共的高层斗争,建国后五十年都“讲政治”;但是,过去近二十年来,特别是过去五年来,权力斗争的特色变成了“不讲政治”。自从2012年人代会期间薄熙来案发,五年来多位党、政、军高层人物相继落马,随后中央政府和各地党政负责人大换班,直到这次人代会平静度过,似乎中国的高层和中层人事变动即将告一段落,中共十九大之前的政治格局基本底定。这五年来,政坛风波迭起,大案不断,从案件本身来看,几乎所有落马的高官都涉嫌腐败,是否因此可以判断,这些垮台的在任和卸任高官只是贪腐案发而已?倘若确实如此,为什么国内和国际媒体过去五年中最频繁使用的一个相关词却是权力斗争呢?如果权力斗争是一条主线,那么,这五年当中令世人高度关注的连年权力斗争,为什么与中共历史上以政治立场为话语中心的各次权力斗争完全不同?现在好像到了一个可以略作小结的时间点了。

一、权力斗争当中的“政治正确”

凡是对中国现代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不难发现,中共建政以后,从1954年高饶反党集团案开始,高层斗争从未间断,继此案之后又有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彭罗陆杨案、刘少奇案、杨余傅案、林彪案、四人帮案等等,每案均牵扯大批中层官员;如果把受批判下台、但未定为案件的高层人物算上,则还有1958年发生的批判刘伯承、粟裕,1980年的批评华国锋,1986年的批评胡耀邦,1989年的批判赵紫阳等等。只要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案子,除了林彪一案外,现在官方都公开或暗地承认是冤案;而民间则对胡耀邦、赵紫阳始终高度同情。所有这些高层政治冲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从政治上批判被打击者,每次官方都宣称,被打击者犯有“政治上不正确”的种种“错误”;但是,事后史家的分析研究总会发现,所有这些冲突当中,都不难找到权力斗争的影子。所谓权力斗争的影子,或者是最高统治者认为自己的权力地位受到挑战,因此拉拢一批人打击被怀疑者;或者是高层本来就存在着对被打击者不满而必欲置其于死地的势力,寻找机会削弱对方,壮大己方。

这种“讲政治正确”的权力斗争,大概是毛泽东麾下那开国一辈共同的习惯和“爱好”。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共高层虽然仍然权力斗争不断,但此类斗争已经不再“讲政治”了,比如陈希同、陈良宇两案,都不谈政治,仅以腐败结案;与此同时,对陈希同和陈良宇也不再“宜将剩勇追穷寇”,办案仅涉本人而未追究其亲信部属,这似乎也顺理成章,贪腐总是个人行动,并非“集体打家劫舍、然后团伙分赃”。

但是,过去五年来,情况又为之一变。高层的政治斗争似乎在规模和时间长度上恢复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水平”,在官媒上也出现了“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之类的“政治化”专用批判术语;然而,所有涉案高官的审判中,却从不使用任何政治罪名,而是单纯用腐败罪由。如果这些涉案高官只涉嫌腐败、而不涉权力斗争,何来“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一说?如果他们都牵涉权力斗争,那他们是各人单兵作战,还是“成帮成伙”?

二、高层斗争:从权力斗争变成“清党运动”

五年来的高层权力斗争,究从何来?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们自行其是,似无疑问;但是,他们真的想“另立中央”,或者制定出一套自己的完整政治路线,要否定中共的“核心价值观”?恐怕未必。换个角度去看,五年前那场“薄、王大戏”在偏于一隅的重庆开打时,其他各地的中层和基层官员们兴致盎然地“观剧”之余,大概没有人会料到,这场“渝剧”不只是震撼京华,一两年后居然演变成了令全国官场上上下下人人自危的反腐败“清党运动”。

回溯这一轮高层权力斗争,其兆始是薄熙来案。导致薄熙来垮台的起因是王立军叛逃美国领馆,而他交到美领馆的材料披露出种种与薄直接、间接、或者无直接关系的高层内幕,最后通过薄案,引爆了公开化的高层权力斗争。其实,即使没发生薄熙来案,高层斗争也早就存在,而且必然延续到十八大之后;但是,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们似乎并没有“另立中央”之类的计划,迄今为止也未看到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政治路线,要实现什么重大的政治目标。海外媒体经常谈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那不是政治路线,不过是政治策略的运用而已。

现在看来,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们历史上并没有多少渊源,彼此之间也未形成紧密的帮伙关系;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政治需要。究其动机,其实是一种为了自保而试图干涉影响朝政的企图。许多高层人物多年来早已深涉腐败,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他们必然要插手高层人事和权力分配;他们与习近平所争的,不是政治路线,而是个人利害。从这个角度来看,针对他们所要保护的个人利害,以反腐败为方针加以惩处,似乎也很自然。

实际上,习近平从处置薄熙来案开始,确实对各种高层案件采用了非政治化处理的方法,以腐败为主要罪由。如果只有薄熙来一个孤案,也许案件办完后,就像陈希同、陈良宇两案一样,不会出现全面反腐败运动,官场可能重回原态。但是,薄案之后诸案频发,沿着反腐败的路数挖下去,其所涉腐败规模、数量越来越大,高层腐败的严重程度已然曝光。而民众对官场的全面腐败积愤已久,高层腐败一旦揭开,与高层权力斗争并无关联的中层、基层腐败被纷纷举发,于是,这次从权力斗争开始的反腐败,就演变成清理党内的全面腐败。或许可以说,过去五年来的中共党内政治,从高层权斗开始,最后不期然地形成了以反腐败为旗帜的“清党运动”;而反腐败也就不再是单纯处理高层权力斗争的手法,却变成了对整个官场的清查、清理、清洗。

三、高层政治:从集体领导变成个人集权

经过五年来的“清党运动”,中国的高层政治形成了新的个人集权模式,与此前三十五年的集体领导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自从毛泽东死后,中共的领导模式基本上是集体领导体制。在华国锋时代,华这个“英明领袖”在高层其实从无足够的权威和权力;邓小平时代则有陈云等元老制衡邓;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更是比较典型的集体领导模式。

集体领导和个人集权,是共产党政权仅有的两种领导模式。在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领导模式都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来回摆动。这个“钟摆”的摆动规律是:起初,党内高层一般都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原意,实行集体领导;然后,为了追求共产党的国际政治目标和国内经济目标,必然会通过集权体制强化对资源的支配和对民众的压榨,其间,为了压制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批评声音,打击异己的过程就逐渐完成了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集权,斯大林和毛泽东走过同样的路;一旦个人集权的最高领导人去世,新的领导层很难形成某个人的个人集权,于是集体领导再度出现,在这个阶段,集体领导为了挽回民心,多半会采用“花钱买稳定”的统治策略,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及中国的邓、江、胡时代,都是如此;等到经济出现困难、经济资源不敷使用时,也是腐败高发阶段,此刻集体领导下的战略选择可能发生大分歧,苏共解体就是这时发生的,而十八大时中共的经济繁荣尚能维持,假如不是高层权力斗争爆发,以往的集体领导体制可能仍然不变,而腐败的官僚体系也仍然会得到充分保护,不受触动。

长达三十五年的集体领导模式已经造成了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党国危局,腐败渗透到政权的各个环节,集体领导下高层的权力割据产生了上下依赖的“保护者-被保护者”关系网(patron-client network)。权力系统的涣散、腐败、官员各留后路的普遍现象,以及面对经济荣景不再、社会不满日益积累的无力感,这种局面与邓、江、胡时代截然不同;高层面临的不再是胡赵时期那种有开拓勇气和改革空间的局面,也不是胡锦涛那种可以躺着混下去的局面,而是不用非常手段就难以应对四面起火、八处冒烟的状态。过去五年来,中共的反腐败“清党运动”正好与经济困难同步出现,反腐败“清党运动”不仅具有重新强化集权、整顿官场的功能,而且也成为节约经济资源、堵塞腐败造成的经济资源“跑冒滴漏”的手段,从而达到延长统治的目的。这样就改变了沿袭三十五年的集体领导模式,因为腐败已经全面化,而集体领导模式会阻挠反腐败“清党运动”的推行,于是,中共的领导模式就转入重建最高领导人个人威权的阶段。

显然,领导模式的转变,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邓、江、胡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宽容腐败”;而习近平要拧紧螺丝,维持“低成本统治模式”,采用个人威权的领导模式便成为一种最后的选择。“清党运动”不仅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全面腐败的升级,而且因为官员们普遍有“尾巴”,反腐败“永远在路上”,这也就意味着对官员们的政治压力“永远在路上”;在持续的政治压力下,官员们不管如何暗中腹诽,表面上不得不对个人集权的领导模式表示完全顺从,于是个人集权就顺利完成了。

恢复个人集权和政治高压之后,腐败行为有所收敛,不过是“小人畏刑”、眷恋乌纱而已,但客观上可以减少政权的资源损耗,在经济滑坡的长期趋势下可尽量延长政权寿命,但并不能挽救经济恶化。今后高层可能不会再有重大的权力斗争,也不会再考虑政治进步,社会上的万马齐喑几乎成为定局。当局不会再像江泽民时期那样顾及政治上的国际形象;经济上不会再考虑经济体制的国际接轨,而是以保住外汇储备和金融系统安全为唯一考量。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204期,2017年3月3日—3月16日)

 

查建国:中国“两会” 五大怪

March 17, 2017

---与环球时报争鸣之450

环球时报3月8日发社评,题为《中国两会为人民民主翻开新一页》。社评讲:“中国的两会开辟了人类政治史上新篇章,历史回头看时,很可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历史怎么评价,是后人的事了,我先讲今年 “两会” 五大怪(以前亦此)。

一, 人民代表中共定。万丈高楼平地起,党深知控制了代表选举,“两会” 就在“佛掌”之中了。县级直选,候选人均由党内定,有个简介,选民投票就是了。每五年一次的大选,全国各地总有少数不知死活的“独立候选人” 想参选,那党领导的“选委会” 应付的招多了,今年更多动用警力。山东“独立候选人”孙文广教授竟被软禁在家。全国纵有几个“异己分子” 当选,那也是几十万分之一,无碍大局。县级代表搞定,间接选举省、全国代表及各级人大会上的其它人事选举就都一马平川了。

二,三权合一,行政官员大聚会。上至国家主席、总理,下至党政军、立法行政司法各级主要官员都是立法委员,合一大聚首。政协乃“花瓶党”和各类“明星” 混合一体的“伴读郎” 。“两会” 性质模糊,自我监督无制衡,成“十九大” 预热会。

三,特殊代表来巡视。中共七大常委名为代表,实乃君临大会。轮流巡视各分组讨论会,听汇报,做指示。“核心”则到各组先接受藏族哈达、维族小花帽献礼,再以“重要讲话”来“布置新任务”“提出新要求”。 会议出场、坐位都按党内官阶排座次。“部长通道” 、政府各部首长和总理的记者会成了“两会” 真正被关注点。

四,会期短议题多,代表发言走过场。人大10天半会(中间还有一个休息日)11项议程,来不及细讨论,但项项必通过。代表发言歌功德、表忠心,假大空套话无风险。“两会”几千提案碎片化、基层部门化,对主要议题则是小修小改补补台,讲的是“建言献策” ,而不是独立票决立法。偶有崔永元那样的“刺头” 即遭封杀。“两会” 无大政方针争鸣,无多元政治博弈,只有一元的“核心” 理念 ,一些“模范学生” 开了个学习会、汇报会、“看齐” 会、鼓掌会、盖章会、“重要讲话” 贯彻会。

五,人民代表怕人民。北京几十万“治安人员” 将几千代表铁桶式保卫。访民、异议人士被谈话、被软禁、被旅游、被截访、被遣送、被非法拘禁、被禁发文、被禁接受外媒采访,若大一个北京城鸡飞狗跳,草木皆兵,好一片肃杀气氛。一叶知秋,何为“一党制” ?请看“两会” !
2017 / 3 / 17 北京

吳戈:朝鲜问题其实很简单

March 16, 2017

2017年03月16日 00:03 東網
吳戈 朝鲜问题其实很简单

东北亚核心乱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朝鲜暴政为续命而不断冒险和挑衅
尽管东北亚存在六方利益博弈,局面复杂,朝鲜问题其实很简单,关键在于对问题根源的认识。只要你知道一切问题都源于朝鲜这个极权,它不光曾经先开战,还长期无耻地对内暴政,对外挑衅,玩弄战争边缘政策以自保,就会对后面的问题迎刃而解。即使以相对中立之姿肯定半岛力量平衡的意义,也能看出完全是朝鲜屡屡挑事;但只要你认定半岛一切问题都源起于美国“侵朝”战争及之后对朝的“长期敌视和威胁”,也能顺理成章地推出朝鲜拥核拥导有理,“萨德”助纣为虐,中国反萨有理等一应结论。

由这两种出发点的不同,中国国内对朝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区别无非仍在于:前者坚持朝鲜必须遵守国际基本规则,后者却不顾国家利益的实际对立,出于意识形态相互取暖之需,主动拥抱朝鲜的诡辩逻辑,并掺进中美大国对抗因素,拙劣地以安全需要、应对美韩军演威胁、自主选择道路等口实,一厢情愿地企图扮演朝鲜并不买账的保护国角色,却不顾朝鲜对中国保护的不屑,最终不仅沦落到为暴政的人权记录辩护,更不惜将自身安全全面卷入,为人火中取栗。不能自圆之际,又对中国公众实施以韩国威胁中国战略安全利益为焦点的第二次愚民(上一次是对朝鲜战争性质的愚民),造成社会撕裂。

因此,东北亚核心乱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朝鲜暴政为续命而不断冒险和挑衅,此外各国不管有什么矛盾,均不存在对外军事冲突的动机。即使中美之间的地缘围堵与突围之争,也更多是一场竞争,并不诉诸武力。

搞笑的是,有人恰好将朝鲜乱局视为中美之争中可以利用的牵制因素,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美国在朝鲜等地区问题上迫切需要中国的配合,殊不知朝鲜的对峙和战端,将使中国再有本事也将深陷群山之中,突破岛链、经略大洋顿成画饼,是自陷泥潭潮还是牵制对手,不难判断。

当然,这又与对当年朝鲜战争中国的成败得失的评价有关,但对此问题的两种评价又与本文开头的两种态度呼应,无非是只要站在党派,特别是极左立场上,自然拼命亲朝鲜,颂援朝,但只要能站在非党派的真正国家利益上,立刻看清很多问题。这还与中国对自身实力的判断有关,如果中国其实没什么真本事,经略大洋原本就是画饼,那只能在朝鲜半岛与金家SM,以求一点牵制美国的安慰,也算与德性相配。

实际上,这次的愚民也不够成功。因为中国东亚政策少有的几项正确举措就包括不惜险些与朝鲜翻脸,而与韩国建交通商。此举当然产生一个令极左极不舒服的后果─同一个民族,半岛南北在不同制度下的天渊之别实实在在地教育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民,极权乃人类之祸。然而信息的封锁、思想的窒息和大量出现的屌丝人群又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疯狂提供了土壤。在另一批狂热人群中,韩国的繁荣、友好和安全需要都能被彻底否定。尽管中韩关系也有矛盾,但蛊惑以所谓民族立场否定韩国,难道不正好有利于否定半岛制度竞赛结果吗?

有网上层出不穷的那种“战略观察员”居然声称“全球都在指责中国对朝鲜管控不力,只能佩服美国引导舆论的工作做的真好,美国造的锅,让中国来背”,再次生动演示了朝鲜问题的根源所在,但他将全球对中国朝鲜政策的批评说成“美国引导舆论”,真不知除了看中国的新闻联播和军事杂志,他见过美国怎么回事吗?

查建国:中反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March 16, 2017

---与环球时报争鸣之448

11日一艘国际邮轮停靠韩国济州外港,船上3400名中国游客拒绝按计划下船旅游。此事震惊韩国,韩媒惊呼“史无前例” “难以置信” 。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13日发题为《从3000多中国人拒绝下船游韩国说起》一文。文说:“我们认为,如果实情与韩媒的分析是一致的,那么邮轮上国人的爱国热情值得赞赏,他们拒下邮轮的抵制方式也是文明的,对韩国舆论亦形成冲击力,我们因此给予该船游客一个高分。”这得“高分” 的3400名游客全部来自中国一个传销公司的奖励观光团。12日又一邮轮到济州,船上的2300名中国游客下船正常旅游,这让环报情以何堪?

在环报这些操手鼓动下中国大陆刮起一股反韩风,起因是“萨德” ,说是打破了核战略平衡。 但韩无核,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反韩是给美国看的。俄在中边境同样部署了先进雷达,监测覆盖中国大陆,为何只反美不反俄?道理也简单,因视美为敌,内压人权,外反美国,已是当前中共政治大格局。

全球核博弈现重点在反导领域,美下大力气部署全球反导系统是防朝,但更重要的就是要降低中俄核打击能力,中反击倒也正常。可为什么又不直接在经贸上制裁美国呢?是真不敢。因特朗普正想在经贸上制裁中,你若主动挑事,正中其下怀。

不敢与美打经贸战,但说些大话还是可以。环报在9日一篇社评中说:“一旦美国的反导行动和战略压制变本加厉,中国必要时还可重新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基本国策。”美有可能为钓鱼岛、为台湾、为南海航行自由而与中擦枪走火或局部战争。美常规军力占压倒优势,中国打不过就首先使用核武器吗?可惜美不是沛公,被你一舞剑就吓得落荒而逃。环报竟敢鼓动当局首先用核,这是要将中国亿万国民带入万劫不复之地呀!
2017 / 3 / 15北京

安德烈:『夹边沟祭事』受访者遭骚扰 艾晓明呼吁不要害怕

March 16, 2017

法广发表时间 14-03-2017 更改时间 14-03-2017 发表时间 23:18

 

人吃人的夹边沟今何在?知识人艾晓明荒原寻踪。
 
广东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拍摄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近日在香港上映后引起轰动,但是当局却在调查她拍摄影片采访过的受害者家属。艾晓明发表公开信呼吁受访者不要害怕。“当局像遮掩文革一样遮掩反右”,有人在网上这样评述。
反右运动是世人公认的一起罪恶的历史事件,毛泽东1957年亲自发动,时任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亲自指挥,几百万知识分子被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或关入监狱,或流放偏远地区。反右运动七十年代末虽获评反,但因涉及整个体制,官方至今不愿意全面清算这一历史错误。

导演艾晓明采访了将近六十位当事人,影片描述1957年至1960年间,当局把3000多人送到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荒漠地带的夹边沟劳改,其中2000多人因虐待和饥饿死亡,仅有几百人幸存。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中国纪实作家杨贤惠早已出书描述这段历史,旅居美国的美学家高尔泰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他最早出书揭露了夹边沟的罪恶。他的『寻找家园』一书,其中大量篇幅描述自己亲历的地狱般的残忍细节,引起强烈震撼。但『夹边沟祭事』纪录片被认为是“迄今唯一集体见证的影像记录”。有人看后表示:虽然早知道夹边沟,但看完影片,“超级震撼”。

艾晓明采访了几十名幸存者,遇难者子女以及当年的管教干部,试图还原历史。然而,做这件事引起中国公安系统的注意。艾晓明3月13日发公开信说,为『夹边沟祭事』一片已经第五次约谈,“今天我已无话可说,请古人代言”。

不仅她本人被公安多次约谈,还有公安人员去受访的遇难者子女家中,调查是否收到导演寄来的光碟。艾晓明痛指公安人员“你们调查,让年衰体弱当事人紧张不安,多少痛苦记忆浮现,又怎能没有后顾之忧,没有恐惧?” 作者不希望那些人因为接受她的采访而受到迫害,担惊受怕,活在恐惧中。

艾晓明呼吁受访者不要害怕,她将会把作品会赠给受访者,表示感谢、求教和纪念,“全是正大光明之事”。如果发生不测,“可以告诉我,我将委托律师并向有关方面申诉”。

艾晓明写到:“我去过夹边沟,我见过白骨被抛弃裸露荒野的样子。我还怕什么?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够不够让你们相信,夹边沟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不是我所编造?!”作者质疑,现况和当年“反右”何其相似,“五七年所发生的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就被妖魔化,被侮辱,审判,送夹边沟。”

艾晓明的公开信在社交网络广泛转发。

艾晓明说,“我在这创作中,经历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 我们被阻拦在夹边沟之外,不允许我们前往右派坟场祭奠遇难者。那段历史里彷佛有某种密码,但当权者不允许解码。我感到,如果这是秘密,不能公开讨论,那正说明, 威胁人们正常生活的力量依然存在。”

推友AV69写到:“看了《夹边沟祭事》的电影,右派们遭遇堪比、甚至超过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境地,只是没有焚烧炉存在,换成了茫茫戈壁。人间地狱,人性泯灭。可是它们仍旧还在……”

王冰认为;“夹边沟是中国的奥斯维辛,一个是种族灭绝,一个是政治灭绝…..发展下去,古拉格,夹边沟式的集中营一样会再现。奥斯维辛灭绝一样会出现,祷告吧,中国人!”

叶兵:委员代表谈松绑网络监管 多视为禁忌

March 16, 2017

两会直击:委员代表谈松绑网络监管 多视为禁忌
VOA最后更新: 2017年3月15日 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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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一家网吧,电脑显示屏展示着必须正确使用网络的警方告示。

今年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民进中央在两会上提交6个提案,其中引起不少媒体关注的是《关于改进和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的提案》。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是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他对媒体表示,目前在中国访问境外网站的速度越来越慢,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极为不利。

罗富和列举了境外网站访问速度慢的原因,其中包括国际出口带宽不够、网络供应商局限以及网络监管偏严等。

提案建议,精准管控,避免“一刀切”,对于非政治类网站,尤其专家学者、研究人员访问较多的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网站,应全面放开,定期抽查。

而对于搜索引擎、信息类、技术类等中立性网站,提案建议对其中的部分敏感内容进行筛选,定期抽查,以提高境外互联网资源的利用率。

北京两会期间,罗富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网管实施的监管负面清单是不合适的。他说,他所代表的民主党派建议实施一些很精准的过滤或者监控,而不必屏蔽所有境外信息,至于政府是否采纳这些建议,将由政府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

几个月前,曾主导设计修建中国防火长城的原中国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的网络监管技术足够精准,用户的感受就不会那么差。由于防火长城的建立和使用,中国的互联网无法与国际互联网畅通,实际上成为一个局域网。

近日,美国之音记者试图就相关问题向正在参加两会的十余名委员和代表提问。对于互联网是否应该放松监管方面的问题,多数受访者谨小慎微,或表示不了解情况,不敢“妄议”,或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或拒绝评论,唯恐避之不及。

但仍有几位科技教育文化界的政协委员谨慎表示,中国互联网的管制有必要有管理地放宽,以利于中外文化思想交流、学术研究与科技创新。

传播西方文化思想、反映普世价值的境外网站和有关中国政治的敏感信息和新闻,是当前中国当局的网络信息管控重点之一。

近几年来,中国境内一些网民和知识精英不时发出呼声,要求警惕互联网时代的新式闭关锁国,希望中国能够与世界同步,共享信息革命和互联网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极大便利。

蔡詠梅::觀看艾曉明《夾邊溝祭事》所感

March 16, 2017

用視像揭開中國古拉格的黑幕

—— 觀看艾曉明《夾邊溝祭事》所感
蔡詠梅

 毛澤東時代,以強制政治犯和刑事犯從事奴役勞動為特色的勞改農場遍及全中國,臭名昭著的有東北興凱湖農場、北京清河農場、青海勞改農場、四川峨邊沙坪勞改農場、長壽湖勞改農場等,但在整個中國的古拉格系統中,夾邊溝這個中國戈壁沙漠邊緣的勞改農場只存在了短短七年,而且規模也不大,只算是個小型農場,但引起的關注最大。迄今已有許多作家和研究者為這個農場發表了專著,相繼有甘肅作家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夾邊溝死難者後人趙旭的《風雪夾邊溝》、丈夫死於夾邊溝的女右派和鳳鳴的《经历—我的1957年》,甘肅定西縣作家王吉泰的《大祭靈》、前酒泉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邢同義的報告文學《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2010年的《南都周刊》的特別報導《甘肅夾邊溝農場50年》,鳳凰衛視的夾邊溝專題報導,此外尚有王兵的紀錄片《和鳳鳴》,以及劇情片《夾邊溝》等。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艾曉最近又在香港首映了她長達408分鐘(近7小時)的五集紀錄片《夾邊溝祭事》,將夾邊溝勞改農場真相的挖掘和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為什麼毛澤東的勞改農場中,夾邊溝最惡名昭著?

我想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夾邊溝勞改農場集中代表了毛澤東的兩大歷史罪惡——大規模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及大躍進失敗造成三千多萬人死亡的大饑荒。夾邊溝勞改農場三千多犯人,絕大多數是右派分子,當時甘肅的知識精英和黨內幹部被打成右派的大都集中在這裡,其次是所謂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所佔比例很小,前兩者都是政治犯。夾邊溝可以說是關押右派分子的集中營。

第二,這個右派分子集中營在大饑荒的結局最慘烈,餓死的比例非常高,因此也最具有代表中國古拉格的符號象徵,用艾曉明的話來說,夾邊溝就是中國極權主義制度製造的滅絕災難的一個縮影。     

當年全國大饑荒,甘肅是重災區,夾邊溝所在的張掖地區人口兩百萬,就有多達五十萬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當中國農村餓殍遍野的慘狀已無法隱瞞時,中央被迫出面善後,第一解決的是河南信陽事件,第二就是所謂甘肅通渭事件,第三也是甘肅的中寧事件。可想而知甘肅飢荒之嚴重。而偏遠荒涼、自然生態極端惡劣的夾邊溝農場更是重災區中的更重災區,作為政治賤民的右派分子,他們面對飢荒的災難更加無力和脆弱。夾邊溝這片荒漠的土地生產本來只能養活幾百人,但當局卻在此流放了三千多政治犯,強迫他們在飢餓的狀態下從事高強度的勞動,在全國的大饑荒還沒開始的時候,死亡已開始籠罩著夾邊溝這個奴工營。到甘肅大飢荒達到最高峰的時刻,夾邊溝的右派分子竟然被拋棄到一片荒野中任其自生自滅。結果夾邊溝三千多右派分子最後只有約五百人活著離開這個死亡集中營,其餘都成了荒野中的冤魂。在艾曉明幾十年後到現場拍攝取景時,還可見到“白骨露於野”。

即或在大饑荒重災區已夠悲慘的當地人眼中,夾邊溝也是一個比他們遭遇更可怕的悲慘世界。當地人一直傳聞夾邊溝的人已死絕了,他們不相信能有五百人從這個地獄中活著出來,認為這是一個假報的或被人為高估的數字。這個懷疑是可理解的,因為夾邊溝總共有多少右派分子,最後死了多少,活了多少,至今仍是被掩蓋的國家機密,上述所有作家和調查者都無法查到準確的數字。在1960年的冬季,中央監察部長錢瑛到張掖視察災情時,途中無意發現荒野溝壑中堆積著數百具無人掩埋的餓殍屍體,才解救了最後的倖存者。倖存者說,若非錢瑛無意發現和解救,夾邊溝的右派分子真的可能會全部死絕。

在香港的首映式上,參加《夾邊溝祭事》拍攝的北京老右派任眾披露說,最後逃得一命的右派,他們能活著走出夾邊溝,除了頑強的生存意志,不擇手段如野獸般地尋找食物,許多人是靠吃餓死的難友才能活下來。片中,有兩位倖存者談到了人吃人。其中一位說,夾邊溝餓死的人骨瘦如柴,全身沒有一點肉和脂肪,要吃只能挖出他們的內臟來吃。

片子無法以視像還原當時慘絕人寰的可怕場景,但聽任眾此說,馬上想到看過的一部美國記錄片,美軍解放德國納粹集中營時,那些兩眼空洞已成一具具人形骷髏的囚徒,以及一車車被當作垃圾一樣被鏟走掩埋的乾屍。

當然夾邊溝絕非中國古拉格中最慘烈的唯一個案。四川獨立記錄片製作人謝貽卉的紀錄片《大堡小勞教》披露的另一個兒童奴工集中營也相當令人觸目驚心。位於四川大涼山原始森林邊緣的峨邊沙坪勞改農場大堡作業區,五十年代管制勞教了五六千流浪兒童及問題少年,最小的僅9歲,最後有2600少年餓死於這場大饑荒。相信類似於夾邊溝和大堡小勞教這樣恐怖的死亡集中營,在毛澤東時代應該還有不少,尚待後人去發掘出來。

對毛澤東的暴政,中共當局至今一直力圖掩蓋和修飾,以至今天的許多中國年輕人對一個發生在其父輩身上,高達三千多萬人死亡的人為大飢荒竟然一無所所知。

在艾曉明的《夾邊溝祭事》中有這樣的一幕。一位老人在大飢荒中有兩個家人餓死,他的孫兒不相信有這回事,對祖父說:現在的人節食減肥都困難,哪能沒有東西吃?還說如果政府不給吃,為何那麼老實不反抗。看得正悲戚不已的觀眾當場忍不住爆發笑聲。

曾經歷共產極權黑暗時代的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ima)說,我們應該以對抗遺忘來對抗死亡。另一位捷克作家昆德拉說,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對於我們有同樣慘痛經歷的中國人,面臨同樣的歷史拷問。我們要不要對抗遺忘?要不要去喚起那些被強權封存的黑暗歷史記憶?要不要去挖掘那些可怕的真相?能不能讓中國的奧斯維辛就像夾邊溝的冤魂白骨一樣被掩埋在歷史的荒漠中?

如果我們選擇逃避和遺忘,冤死者得不到歷史的正義,群體滅絕罪的兇手無法受到歷史的審判。而更重要的是,如果無法釐清歷史,中國將永遠無法走出極權專制的怪圈,以至於如資中筠教授所說,一百年過去,中國幾經變遷,但依然老樣,“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

對抗遺忘,第一是要將掩蓋的歷史真相挖掘出來,就是要搶救歷史。第二就是要用某種形式將這個歷史真相呈現於公眾,讓被蒙蔽的人,尤其是未經歷這些歷史的年輕一代知道二十世紀的中國到底發生了哪些可怕的悲劇。第一點來說,上述的作家、學者、電影工作者,以及歷史事件的當事人都做了很好的工作。而第二點,因看了《夾邊溝祭事》讓我思考一個傳播技術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這是事實,但還是有人不是不知道事實,但仍然原諒大飢荒的元兇毛澤東。這是為什麼?因為人對於某件事某個人持何種立場,不僅是靠事實的認知,還要取決於他的價值觀念和情感。如果一個人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再多再堅實的真相都無法改變他的立場。但有的則是因為感情的包袱。多年前,我曾訪問過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他是香港的傳統左派,傳聞是位共產黨員,但他不承認。在訪問中他告訴我說,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我問他,文革結束後,知道了共產黨許多黑暗的東西,為什麼還要做他們的黨外布爾什維克,他說,這就像愛上一個人,有了感情一樣。

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當獲知某個真相後,不是立刻轉變立場,首先是情感上受不了,很痛苦,拒絕相信真相,要經歷一段感情煎熬的時期,慢慢消化事實真相後,才會逐漸改變原有的認知。但也有人則會因為真相的強烈衝擊直接打動了良知而即刻改變原有的立場。

以前我們是用筆來揭露現實和歷史的黑暗和醜惡,我本人至今也是如此。但近年來,隨著數碼傳播技術的發展,大陸湧現出一大批獨立電影製作人,他們是用鏡頭,用視像來做我們做的工作,拍攝了許多反映社會現實和歷史真相的好片子,僅這一年來我個人在香港已看了好幾部這類記錄片,每次都被感動得眼淚稀里嘩啦。就大眾傳播的作用來講,電影視像比文字更直接,在情感上更易感染到人,因此更易喚起人的同理心(empathy)。

《夾邊溝祭事》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劇場首映,相當成功。事先登記的觀眾完全爆滿,未登記的在外面排著長龍等待候補,使得組織者、工作人員和義工全都得讓出自己的座位,但最終仍有20幾人無法入場。近七個小時的馬拉松放映,沒有人顯示厭煩,有事不得不中途離場的也以購買《夾邊溝祭事》的DVD作為彌補。場外DVD很快全部售罄。場內,觀眾心情隨著片子的情節起伏,看到悲慘處,全場一片唏噓抽泣的聲音,我也頻頻摘下眼鏡拭淚。

《夾邊溝祭事》採訪了大量的當事人,最大可能地復原了歷史的真相,而同時倖存者和罹難者家人面對鏡頭的回憶,讓我們能直接感受到他們的痛苦。首映之夜,最多的觀眾是年輕人,不少是講國語的大陸學生。面對衝擊力如此之強的視像,他們內心一定相當震撼。不管他們原來對這一歷史真相是如何認知,當他們走出這個劇場時,其認知、觀念和情感,一定有相當大的轉變。我想這也是《夾邊溝祭事》首映成功的原因之一。如果中國有幾部這樣的片子能夠公開放映,一定會像原子彈一般,頃刻之間就會徹底瓦解整個毛粉大軍。

從大眾傳播的感染力度來講,視像應該是優越於文字的。當然這不是說,劣質的視像作品也會好過文字,而且兩者各有功能,相互無法完全取代。我只是認為這些獨立電影工作者在反抗遺忘的工作中開闢了另一個天地,在向普通民眾傳播真相中可以起到文字工作無法起到的作用。我想這可能是本來從事文字工作的艾曉明最後拿起攝錄機的原因之一吧。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刊登日期: Tuesday, March 14, 2017

 

马云龙:恐怖的等待

March 10, 2017

如果你问我,比“恐怖降临”更恐怖的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你,是“等待恐怖降临”的过程。

对此,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人们经常把进监狱说成是“下地狱”,可是,在我的体验中,真正的地狱是进监狱前那一个月的日子。

1974年12月2日,是我30周岁的生日。那天,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都是一起经过农场劳动、下乡插队的大学毕业生,如今又在长葛县城一个叫做“五七专科学校”的新建学校里当教师,共七八个人,到我家聚会。买了几斤肉,拎来两瓶酒,个个吃得满嘴流油,喝得面红耳赤。一开始,谈话还有个主题,回忆农村生活,分析政治形势,展望将来的出路,后来,就变成了插科打诨说笑话,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狂呼乱叫。最后,看到夜已深了,才摇摇晃晃地散伙了。这个生日过得热闹而又轻松快活。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那段快乐生活的终结日。

过了两天,当我带着欢乐聚会的余兴到学校去上班时,突然发现周围的气氛变得诡异而神秘了。遇到的每个人,不是调头转弯分路而去,就是低头快步匆匆而过,平时最好的朋友见面也只是微微点头,然后把眼神转向别处。这是怎么了?真是见鬼了。

在厕所里遇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翟发祥,他左盼右顾之后才和我说了话。“一句话也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他面目严峻,声音低沉,说完转身离去。

整整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人来访,没有声音,死一样沉寂。这真是反常,平时我这里总是全校最热闹的地方。外面的校园里也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人声,只有呼啸的北风在屋檐上发出凄厉的鬼叫。

下班的时间到了,我走出校门,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终于,有一辆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在我身边停下,是物理教师张凤岐。他匆忙地递给我一张小纸条,然后一句话不说,径直走了。

纸条上写着:“晚八点整在化肥厂后的铁路旁见。”

冬季的晚八点,天已黑透了。化肥厂后的铁路边没有路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正在摸索着,忽然听到脚步声。有两个用帽子和围巾包裹得看不清面目的人走近了,一说话才知道,是张凤岐和数学教师任其亮。

他们带来的消息让我震惊:我的三个同事,数学教师张某,语文教师冯某和生物教师陈某,联名写了封举报信,检举了我的大量“反革命言论”。据说,举报信直送一位中央领导手中,现在,一个由省地县三级公安和宣传部门的几十个人组成的庞大专案组已进驻长葛。这几天正在日夜不停地传讯我周围的人,他们俩已分别被传讯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被传讯过的多达几百人。我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认识的人几乎无一漏网。

传讯中提到哪些问题,这是我所关心的。他们说,到底有多少问题还不知道,但从已提到的问题来看,情况似乎“上纲上线”,相当严重。例如:

我曾经说过,对毛泽东也要“一分为二”,“毛泽东也有错误”——这是专案组重点追问的问题之一,上纲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听了之后回答:“这个问题不要紧,我相信能解释得清。”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在一次政治学习时发生的争论,有人说“一分为二”的理论不能用在毛泽东身上,他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我不同意,因此发了一通议论。我不认为这就是“攻击”。

还有一条是“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我听后笑了起来——我们那所新建的学校,上马匆忙,设计草率。由于夹在方向并不垂直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专用线之间,大门是斜的,进门后的路和院墙形成锐角,十分别扭。一次在地里劳动时,有人提议,为了解闷,大家来玩个“顺口溜联句”,一人一句,必须押韵。我就说了第一句:“专科学校,歪门斜道。”大家哈哈一笑,有人接着续下去:“公鸡学着母鸡叫……”这是真实的故事:学校要搞副业,由生物教师陈某(他是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牵头养了100只鸡。结果死了99只,只剩下一只公鸡,还整天学着母鸡下蛋咯哒咯哒地乱叫。有人又续了一句:“任其亮学着女人尿……”这是现场发生的实景:当时任其亮要小便,懒得到几百米外的厕所去,又怕远处的女同志看到,于是就地蹲下来在庄稼中方便了……这个“顺口溜”一直续了十几句,当时逗得大家笑成一团,欢乐无比。这本来就是个玩笑,也成了“反动言论”了?岂不可笑……但是,在我被捕后接到的起诉书中,还真有这一条。因为那所学校的名字中有“五七”二字,我说的“歪门斜道”就被解释为对神圣的“五七指示”的直接攻击了。

前两条我并不十分在意,觉得可以解释清楚。但后面说的几条让我心里一沉——“攻击江青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几次近距离观察江青的机会,感觉总是怪怪的。

一次是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接见全校学生。当时我坐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的“第一夫人”。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大吃一惊,她突然脱离批判“工作组”的主题,把矛头指向在中文系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张少华(后来以“邵华”的名字闻名),说张少华和她母亲张文秋都是坏人,她们“霸占”了毛泽东有病的二儿子毛岸青。江青边哭边尖叫着说:“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这一幕让在场的上万人都惊呆了。我后来曾在一些朋友中间说起过这件事,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这哪像个党的领导人啊,简直像个家庭妇女,把婆媳争端拿到大庭广众中哭诉,真有损她自己和毛泽东的形象……

还有一次,1967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游行的预备会,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座位在主席台上江青后面约两米的地方,所以看得十分清楚。全场的人都到齐了,只等江青的到来。她姗姗来迟,落座后接过李讷(北大历史系学生)递来的书包,从中拿出几个药瓶,在桌子上一字摆开。然后,从每个药瓶中分别倒出一些药片,端起茶杯,在聚光灯下,用很夸张的动作,当着全场几千人的面,一仰头把药吃下……后来,我在和朋友聊天时,多次说起过对这个场景的真实感受:“真不愧是演员出身,好像是在用动作告诉大家:你们看,我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

我没想到,这些在私密场合的谈话竟然都进入了专案组的调查范围。那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正红得发紫。“攻击江青”可是个足以杀头的罪名啊,我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夜黑天寒,又怕被人看见,我们只说了十几分钟,就匆匆散去。这是在我被捕前和同事惟一的一次私下见面。在被捕后的第一次审讯中,这次会面被当成了追问的重点——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在荒凉的旷野和如漆的黑暗中他们是如何实施监视的。

地狱般的日子就此开始了。

明明心里如滚油煎熬,但我还要装出没事一样,早晨起来照常到马路上去跑步,回来照常到院中结冰的水管下去冷水浴,吃了早饭照常去上班,到了办公室虽然没有人来说话,但我还要装作备课的样子……

这期间,还有一次照例举行的“政治学习”,但是气氛和往常迥异。全校教师都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所有的人都铁着脸不说话,气氛十分紧张压抑。只有校长兼支部书记周福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政治学习时,我一直主张大家要畅所欲言,不能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但是,说话也要认真严肃,不能随心所欲,信口胡说……”

这些话,像是在指责什么,又像是在辩解什么。他面目憔悴,两眼浮肿,内心似乎十分痛苦。我注意到,在他说话时,大家都没有表情,只有那三个举报者在活跃地互相交换着眼色。后来才知道,头天晚上,他也被传讯了,当时因为替我辩护,他受到了严厉的斥责。过了不久,他被撤职了,这次讲话也被当成“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证据。

单位的气氛是这样,回到家里,我也不敢说话——因为我当时住在妻子的单位县中学里,宿舍是五开间的大教室分隔改造的,房梁以下用土坯隔开,而房梁以上是通透的,河南人叫“透山墙”。我家西邻是检举人之一陈某一家,而东邻是县公安局的政保股长一家,我像“肉夹馍”一样被夹在中间。那个房子一点也不隔音,邻居家筷子掉在地上都听得清清楚楚,说话就像在一个屋里一样,真的是“隔墙有耳”。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凑近妻子耳边,悄悄地把坏消息告诉了她。她吓坏了,但不敢出声,只是无声地落泪。从此,我们家里没有了声音,有事都用纸写,看完了马上就烧掉。

每天早晨离家时,妻子都要久久地站在窗前,直到看不到我的影子。古人有句诗云“上床与衣履相别”,说的是生命无常,谁知睡下还能不能再起来。我这是把每次离家都当成生离死别,谁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呢?每天回到家,两人都要长长地出一口气:又熬过了一天!

最难过的是夜里。无眠的长夜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又不能说话,只得打开灯翻书。但是书上的字在眼睛里跳来跳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于是,拿起笔纸来和妻子“笔谈”起来:

“跑吧。”
“往哪里跑?这年头跑到哪里还不是抓回来?再说,监视得这么严,大概出不了县城就抓住了……”
“申诉和解释去。”
“找谁去说?人家没找你,你见了人家怎么说?——人家问你: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消息了?你怎么回答……”
“不知道哪天会抓起来,不知道会关多久……”

经过几夜无声的“长谈”,我对“后事”做了如下安排:

我被捕后,如果长期不能回来了,就请妻子提出离婚——我不能让她和女儿长期生活在“反革命家属”这个可怕的大帽子的阴影下;我自己会尽最大力量为自己辩护,但我也知道,在那时这样做怕是用处不大,如果真的没有希望了,就自我了断。我不能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或终生在铁窗下消磨。为此,我还让妻子上街买来两片单面剃须刀,分别藏到皮鞋的后跟里,她垂泪无言地按我的要求办了……

床头的马蹄表滴答滴答地响着,一个个长夜就这样过去了。

1975年的元旦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惨淡的新年。妻子默默地包了几十个饺子,煮熟后,二人相对,无言地吃下。吃完后我跑到屋外,又都吐了。长期的神经紧张和连续的无眠之夜已超出了身体所能耐受的极限,胃里像火一样刺痛……

我开始不断地祈祷:让该来的早日到来吧!

后来,我在牢房里看到过临终的死刑犯,非常理解他们在听到死亡判决后,为何有人会无望地要求“快一点执行吧!”等待死亡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折磨。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1975年1月10日上午,我来到学校后,孤零零地僵坐在办公室中。忽然有人叫门,是范副校长。他回避着我的眼睛,说:“你到会议室来一趟。”

我跟着他走进会议室。一进门,就看到里面有四个穿警服的人。一个面孔黧黑的矮胖子厉声宣布:“我们奉命对你实行刑事拘留。”然后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的预审科长于某。四年零九天以后,向我宣布释放决定的也是他。

一个高个子警察给我戴上手铐,又用绳索捆住我双臂。我抬头一看,这人我认识:三年前在农村插队时,村里出现了反革命标语“打倒毛泽东,保卫刘少奇”,他曾去破案,还从插队学生中调我去帮助鉴别字迹呢……

被绳索牵着,我走出了会议室。校园里没有一个人,但路过的每个窗户里都有熟悉的面孔在张望。惟一来和我告别的是传达室的老杨头,平时我总好进传达室去和他聊天。当我们一行走过时,他呆立在大门口,轻轻地对我挥了挥手,眼睛里似乎闪动着泪光……

看守所离那所“五七”学校只有三里多路,而我家住的县中在看守所对面,只有几百米远。我被牵着走进看守所大门时,清晰地听到县中的大喇叭响起来:“紧急通知:全体教职员工到会议室集合……”我知道,这个紧急会议肯定和我的事有关。又想到,此刻那边怕是正按照常例在抄家呢……

办完例行的入监手续后,又跨过两道武装警戒的大门,我就进到冰冷的监房里了。

很奇怪,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点也没紧张。铁门关上后,我才觉浑身无力,就席地而卧,几分钟后即进入了梦乡,这是一个月来第一次如此深沉的睡眠……

□ 原载《南方周末》2012年3月23日

据《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六九期,2017年3月5日由华新民发表。